子？反不得周公？

    就算是真的，你也不能说！其实知道这本书是假的人多了去了，甚至朱熹自己都知道这是假的，但重要吗？

    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思想，是正确的。明知道是假的，也未必不能用。

    而他能用的根源，是因为这是六经学问，而不是因为这是对的。

    但伴随着大顺逐渐稳定下来，明显继续沿着一个传统王朝的道路往下走，并没有出现儒生所恐惧的政治氛围后，这件事的意义就又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大顺对儒生的攻击、羞辱，到此为止。最多也就是汉高往儒生帽子里撒尿这种程度，甚至还不到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大顺用羞辱的方法，让很多儒生自发为大顺辩经，极力证明大顺是正统、而我们这些儒生和被大顺羞辱的那些软骨头儒生不一样。

    后续大顺的做法，也是有点和稀泥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大顺支持阎若璩，以此打击理学，获得道统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在政治上认定了《古文尚书》的一些篇章是伪作之后，继续用，也没有说因为这是假圣经就不用，仍旧是官方认定的六经内容。

    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整体上又都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，也就自然引发了考据学的发展。

    既然连《尚书》的一部分内容都是伪造的，那么到底有多少东西，其实是违背圣人本意的？有多杀东西是夹带私货的？

    加之旧学已破，而且是破的非常彻底的那种破天文学、地理学、考证学、史学等等，都在不断轰击宋儒旧学，已经是千疮百孔。

    可新学一直立不起来，始终没办法整出来一个完整体系。这个完整体系，指的是既要离开性理学的逻辑模式；又要做到符合儒学精髓；甚至还要尽可能指导现实，这是很难的。

    是以，也就引发了一场类似于“文艺复兴”的运动，通过直抵先秦学问，来追寻圣贤真理，而不是去看被后人扭曲改动的东西。

    这种追求先秦学问的方式，又出现了两个分支。

    一个，是求形，全面复古，克己复礼。

    另一个，是求义。

    以井田为例。

    是追求井田这个制度？

    还是追求井田背后的意义？

    王道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？

    这就又引发了另一种关于王道的思考。

    通过去除后世的解读和曲解，直达圣贤的原始文献，若取其义，关键就在于王道。

    那么什么是王道？

    有人认为，【圣人治天下，体民之情，遂民之欲，而王道备】。六经所载的学问，其实就是当时遂民之欲的方法。

    就是说，体察民情，探究百姓到底想要什么、达成他们的要求，这就可以算作是王道了。

    吃饱。

    穿暖。

    能读书。

    过年能吃上顿肉。

    没有兵荒马乱的威胁。

    没有外敌入侵的屠戮。

    这样，王道备矣。

    其实到了这一步，如果能让这种思潮成为主流，或者说创造这种思潮通行所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，那么儒学改良就剩下最难的两步了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这一步不难。明中晚期，就有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。

    难点主要还在于后面两步。

    哪两步？

    怎么通过逻辑演绎，把这种“达情遂欲即王道”的想法，由道、天理、气、太极这些东西，演绎出来，并证明这确实是天道、天理、气所想表达的东西？

    这是第一步。

    第二步则还是“过犹不及、物极必反”的问题。

    怎么防止把正常的达情遂欲，不要变成极端享乐主义、极端自利主义？人心充满欲望？

    怎么确定什么是“合理的人欲”，什么是“不合理的”？怎么解决这种个人需求的“度”的问题？

    克己复礼。

    应该克己到什么程度？

    哪些算是应该克己的范畴？

    哪些算是正常的需求表达？

    那我想当皇帝，行不行？那我想有一亿亩土地行不行？那我想高买低卖赚取利润行不行？

    这种所谓的“合理的达情遂欲”，是否还需要身份等级需求？

    我有钱，我就愿意建大房子，行不行？

    我有钱，我就想穿明黄色的衣服，行不行？

    我是商人，我不是举人，但我就想有举人那样的权力行不行？

    我是女人，我想看书写字甚至考秀才，行不行？

    等等、等等，简而言之一句话：要不要规定，什么级别，可以有什么样的欲？

    底层的欲，只能是吃地瓜，超过吃地瓜，就是逾越了正场的人欲？

    秀才的欲，可以吃大米，超越了吃大米，就是逾越了正常的人欲？

    还是说，从人欲的角度上讲，皇帝和贩夫走卒，其实都是“人欲意义下的平等的人”？

    实际上，这两步是非常难走出去的。

    第一步的逻辑构建，本身就很难了。因为包括大顺树立的永嘉永康学问，这一步还是没构成一个崭新的体系，完成一整套的构建。

    第二步就更别提了，必然会被卡住，没法往下推演了。

    而这一次的从以食物喻现实的文章，算是大顺改革开始后的新生一代的另一种尝试。

    这种尝试本身，就是瓦解之前捆在儒学身上的那些有形的、无形的桎梏。

    彻底解构、撕碎之后，试图重建。

    有些有形的东西，可以打碎，甚至可以打得粉碎。

    但有些无形的东西，是打不碎的。

    看上去宋学理学、心学的很多东西，好像是在明末顺初的思潮变革中被打碎了，但实际上已经浸润到了整个体系之中，无处不在，很难在原本的窠臼中突破最难的两步。

    所以一些新生代儒生，与刘钰搞出来的实学体系配合，不管是为了搏名也好、野心也罢，总归是搞出来这么一个撬动了旧体系的一丁点东西。

    由这一套东西继续往下延伸，也就注定了【we hold these truths to be self-evident】这种不言而喻所引出来的启蒙思路，是无法在大顺走通的。

    最后多半是殊途同归，但归可以同，路肯定不能那么走。

    前者是凭借浓厚的宗教氛围，造出一种理所当然的造物主的天理，然后人人信服。

    后者只能是砸碎旧的东西，把旧的理所当然的天理粉碎之后，才能获得正统，人人信服。

    前者是因为这样是对的，不言而喻是对的，所以大家都要信。

    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

    后者是没有什么是神圣的、永恒的，所以有些东西是错的。

    世界不应该是原本那个样子的。

    时代是变化的，发展的，古之圣贤追求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

    经书上的东西，是当时最合理的工具？还是其本身就是神圣的？

    如果只是一种工具，那么这东西也就没什么神圣性，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保证圣贤的内核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