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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过去，谷雨快到了。可是哈尔滨的夜晚，还是凉风扑面，寒气袭人。已经抽出嫩芽的柳枝在北风中摇曳着。真让人担心，那经过严冬酷寒，朔风吹打，挣扎而出的嫩绿小叶，会再被这塞外风吹刮得枯萎回去。一九三四年哈尔滨的春天，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，竟来得这样迟缓。
夜越来越深了，热闹的哈尔滨站前，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，通往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。车站收票口前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、马车和人力车，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后的寄宿学生一样，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，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，时时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正常的行人减少，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。他们就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，鱼群远去，留下的虾米就历历可数了。今天晚上，车站前这样乱蹦乱窜的“虾米”要比往日多。为什么呢？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，抑或是遇上了传统的“节日”？
都不是。原来报上早已公布：明晨五时三刻，新近登基的大“满洲帝国”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事官、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王旨雄一，由首都新京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。这家伙一身兼三职：军、警、政全包。名为参事、顾问，实际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。那些汉奸省长、警备司令、警察厅长，听起来官名比参事、顾问大得多，实际上，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，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。现在小戏人子的提线人、操纵者就要到任。为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，哈尔滨的反动机器全部开动起来，宪兵、警察、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出动了。火车站自然是他们巡查、监视的重点。
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，夜风更凉了，赶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，个别警察。特务也相跟着溜进了背风的地方。这时，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：黑帽子、黑衣服。黑袜子、黑鞋，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，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。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，行动机灵，顺着墙根儿很快就走到离“建国纪念碑”不远的马路边上。
两人一拉手，站住了。矮个的又拉高个的一下，他们便同时退身到墙旮旯里，抬头向眼前的“纪念碑”望去。那个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，才竣工不久，钢筋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魁魁、阴沉沉。不知是由于修碑人的疏忽，还是由于匆忙建成，“纪念碑”旁竟没有照明设备，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电灯的余光暗淡地投射到那里，使得它眼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不可捉摸了。
两个年轻人，经过仔细观察，确认“纪念碑”南面空无一人，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，便互相一扯，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走去。他们贴身在“纪念碑”
上，定了定神，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，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碑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。两人急忙收住脚步，侧耳听去，一个被压低了的尖嗓子说：“不对，还有一份你没拿出来，你起坏心眼子了，想独吞……”
又一个尖嗓子说：“我要起坏心眼子天打五雷轰，明天让‘狗子’抓去剁手指头……”
“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西服兜里……”
panel（1）；前一个尖嗓子刚说到这，后一个尖嗓子忽然嘘了一声说：“‘狗子’！快走！”
话音刚住，就从两个青年藏身的“纪念碑”拐角前面，嗖嗖蹿出两个瘦小的身形，哈着腰，一溜风似的钻进“纪念碑”西面小树林子里，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。
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，忽然从马路那边传来咯咯的皮鞋响，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声。两个青年一听，便知是挎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，忙屏住呼吸紧紧地贴身在碑壁上。这时，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，直向小树林走去。小树林里静悄悄的。细长的警察站住脚，伸着脖子向前望着。警察站的地方，离那两个青年只有七八步远，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。两个青年这时十分紧张。他们倒不是怕被警察发现、搜查，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，二没藏禁物，只是提了一铁桶红色快干“拉哈油”，外带一把特号毛刷子。当这两样东西还未被使用的时候，谁也断定不了它会被派做什么用场。只有他们心里有数。但是他们还是怕被这些没事还要找事的敌人鹰犬按在爪下。盘问，搜查虽不要紧，但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，塞进黑屋子，关到明天欢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再放出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！他们俩想到这里，就更加着急。矮个的一拉高个的，头向南边一歪，示意要贴着碑身溜走。
高个的忙用力攥住对方的手，示意他千万不要乱动。是呀，离得这么近，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线吸引过来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紧贴碑身坚持着。他们恨这个警察动作这样缓慢，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里一样。实际上警察只站那儿观察了一两分钟。
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忽然远处火车一声长啸，接着只见收票口前车上的司机和车夫，一哄而起，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拥向收票口，赶马车的吆喝着牲口，向前移动着，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。收票口前的电灯刷的一下全亮了。这时，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转过身，向收票口奔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也都钻了出来，向同一地方聚拢。和收票口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，“纪念碑”前静悄悄空荡荡的不见人影了。
“罗世诚，趁火车进站，赶快动手！”矮个的一边说着，一边拉着高个的罗世诚，就往碑北面转。转到了北面，罗世诚急将身子往下一蹲，对矮个的说：“肖光义，上！”
肖光义手提铁桶，嘴叼大毛刷子，一抬腿踏上罗世诚的肩膀，说了声“起！”
罗世诚那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。没等罗世诚站稳，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“拉哈油”桶里，蘸饱了红油，高高举起右手，晃开臂膀，向“纪念碑”上奋力写去。
“肖光义，大点写，越大越好！”站在下面当人梯的罗世诚本来看不见上面写的字，这时却像看见了一样，低声地、不断地鼓励着肖光义。
“瞧好吧。”肖光义悄声说，“一出车站就能看得清清楚楚！……哎，往下蹲蹲，再蹲点……”
这时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，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。
“还有几个字？”罗世诚问。
“就完，剩下最后一个‘河’字了。”
小汽车的喇叭鸣叫着，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：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！”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！
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叫秦德林的便衣特务。他在车站蹲了半宿，越蹲越难熬，直觉肚子发空，浑身发冷，便溜进车站西南角一家叫欢乐园的有女招待的通宵酒馆里。他占了一个单间，要了二两烧酒，一盘芥菜肚，一盘酥鲫鱼。他一边喝着烧酒，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胡缠起来。二两烧酒进肚，又让续上二两。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。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，又没办法，只得笑脸相赔，任他胡来。他喝呀，喝呀，喝得天旋地转，忽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，把他从酒乡中唤醒，伸手一看表，一点已过，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。他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，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“特情”最多的列车。
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，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。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，可他……想到这里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一把推开紧靠在身上的女招待，恶狠狠地骂了句：“净发浪，你可误了我的大事！”
女招待险些被他推倒。她趔趔趄趄地靠在墙上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个便衣特务。
他再也不看女招待一眼，伸手抓起桌上的帽子，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，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。酒钱、菜钱竞连问也不问一声就走了。
秦德林出了酒馆，冷风一吹，稍觉清醒些。他举目向车站前边一看，糟糕！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。收票口前边已经围满了他的同僚，那里面很可能就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。他们俩虽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。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，葛明礼还是毫不留情。如果这个时候跑上去，说不定当场就会给个“手贴脸”。若是不上去……正当他举棋不定，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忽然瞥见“纪念碑”北面碑壁上，好像有人影在活动。“真是见鬼了，那上面怎会有人？”他自语着，又用力眨巴眨巴眼睛，使劲朝那里望去。可不真有人！而且是两个人影摞在一起，上面那个还直动弹，在他头顶的碑壁上仿佛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两人在干什么？凭着他那猎犬一样的嗅觉，使他立刻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。如果真让自己遇上一桩重要案件，又在一时之间破获了，那升官、发财……这念头一起，他立刻精神百倍。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，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争功，便一伸手从屁股后面抽出手枪，猫着腰，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前边摸去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的目标，目标越来越清楚，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着，连“纪念碑”上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！”八个大字也看清了。他险些惊讶得叫出声来：真是吃了熊心豹胆，竞有人敢往这圣灵的碑上写……这可是两条大鱼呀……他的心禁不住怦怦直跳，端着枪的手激动得哆嗦起来。他一边往前摸着，一边打着主意：先开枪把下边那个打伤，下边的一倒，上边的那个就会掉下来，自己再往前一跳，一伸腿就可以把他踩在脚下。那时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，对着他这个英雄称羡不已。而他的顶头上司，也会把伸出的巴掌蜷回去竖起大拇指……他越想越激动、兴奋，屏住呼吸，压住心跳，无声地往前摸着。眼看就要摸到跟前了，那两个黑衣人还没有发觉。秦德林手指钩在枪机上，正要对准下面那个人瞄准射击，猛然，他觉得端枪的胳膊一震，一酸，有谁准确地打在他的穴位上，使得手里的枪向天空飞去，就在枪和手分离的时候，枪弹发着哨音，从肖光义的身边擦过去，钻进“纪念碑”的碑墙里。从弹洞里飞出的水泥渣子直打在肖光义的脸上。他和罗世诚都惊得一抖，二人同时一回头，看见离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正把另一个人按倒在地，挥拳猛击头部。两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肖光义一翻身从罗世诚肩上跳下来，向前扑去……
这时，车站前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。笛声凄厉，人喊马嘶，一阵杂沓的皮鞋声同时向这个方向奔来。
肖光义和罗世诚还没有扑到两个搏斗人的前面时，那个挥拳人猛抬起头来对他俩一指小树林喊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
他俩一看，眼前这个人几乎和他们一样，也穿了一身黑衣服。在微暗的光线下，他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明亮，两道剑眉由于愤怒和激动而向上挑起。那椭圆的脸型、白皙的面孔、宽宽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，显出一股英武之气。
这个人肖光义和罗世诚都认识，所以当他们看清以后，不约而同地、惊喜地喊了一声：“是您？！”
“快，快跑！”
这时倒在地上的特务秦德林挣扎着要往起抬头，肖光义一咬牙，跨前一步，举起手中装“拉哈油”的铁桶，猛力地扣在秦德林的脑袋上。鲜红的油色，顺着秦德林的脖子淌下来……
皮鞋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成串的警笛哨音伴着杀猪一般的喊声：“抓活的呀！围过去抓呀！”
这时，挥拳人一推肖光义厉声喝道：“快跑！”
肖光义对着他那仿佛喷射着火焰的大眼睛说：“王一民老师！那你……”
“不要管我！”被喊作王一民老师的人，一边说着，一边纵身一跳，轻似狸猫般地跳到秦德林那支手枪跟前，敏捷地拾起来，拉开枪栓，推上子弹。
在这同时，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飞快地向小树林跑去。
敌人追过来了。跑在最前边的两个敌人，已经接近小树林。就在这时，接连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，两个敌人一前一后倒在地上。后边成群的敌人被这突然而准确的枪击惊呆了，像在奔跑中受惊的狍子一样，猛然收住脚步，张皇四顾，不知所措。
有那乖觉些的，急往路旁一闪，躲到街灯的水泥柱子后面去了。
就在这暂短的停顿里，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钻进树林不见了。
这时在惊呆的敌人堆里忽然发出一声像饿狼似的嚎叫：“八嘎牙路！哈牙哭！”
这是一个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，戴着红字白袖标的日本宪兵在嘶喊。他一边喊着，一边向“纪念碑”东边指着。人们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发现一个人影，已经爬上斜对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铁路医院的院墙，正要往下跳。
“射击！”
十几支手枪同时响了。几乎和枪响同时，墙头上的人影一晃不见了。是打中了，还是跑掉了？这群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互相看了看，便像一群猎狗一样，撒开蹄子，拼命地向院墙跟前跑去。跑到墙下，都伸长两手往高蹦，想要抓住墙头，翻上去。
可是十几个人就像打地基的肉夯一样，咕咚咕咚地蹦了好多下，谁也没够着，最后只得用人驮人的办法爬上墙头。一连爬上去好几个，他们探着脑袋往下看，只见院子里黑洞洞阴森森，手电光在墙根下来回晃动半天，也没见到人的踪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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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一民随着枪声轻轻地翻进了铁路医院。这里的地形他早已摸熟，曾不止一次地在这儿甩掉过跟踪、追捕的敌人。这个院子地大、人少、房稀，很多俄式小房夹杂在树木山石之间，四处都有掩蔽物，各方都有迂回的路。至于进出的墙头，他也早已选好。从对着车站那边的墙头翻进来，穿过一片树林，绕过两栋小房，爬上一棵老榆树，就能翻过南面的墙头。跳下墙来，马上就可以钻进一条窄巷，然后再钻几条小胡同，就到了喇嘛台。这里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，往哪里跑都可以。
今天，王一民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跑的。当他跑到喇嘛台的时候，猛听见从南边传来一阵摩托声。他急忙躲在墙角的暗影里，探头向南望去，只见马路上闪动着无数刺眼的车灯，在灯光交织映照下，他模糊地看见一辆辆摩托车，风驰电掣地向这边冲来。这是南岗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。看来这八个大字和夜半枪声，已经震动了所有的敌人。他们大概是倾巢而出了。
王一民把手表凑到眼前一看，表针已指三点一刻，距离敌酋玉旨雄一到达的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，还可以赶回住处吃点东西。闹腾了一夜，滴水未进，肚子直叫唤呢。王一民想到这里，乘敌人的摩托还没有冲过来的时候，忙转回身，贴着墙边，紧走几步，拐进了又一条窄巷。窄巷里没有街灯，向前望去，黑洞洞的望不见头。
顺手从腰带上抽出那支德国造的枪牌橹子，枪筒子还热热乎乎，余热还没有散尽呢。
他很喜爱这支小巧的手枪。这支枪今天已经为他立下了第一功，消灭了两个敌人，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呢。
夜虽黑，路却熟。越往前走，越能辨认出一些景象。被强烈车灯刺激过的眼睛，现在得到调整，可以大踏步向前走了。他避开大路走小巷，很快就回到花园街住处。
南岗花园街这一带是白俄和中国人杂居的地方。他的房东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。
这个老太太一共有两栋俄式平房：一栋大些的她自己领着子女住；一栋小些的租给两个不带家眷的男人住，一个是第一中学国文教师王一民；另一个是作家塞上萧。
塞上萧是这里的老住户，原来住在他对面屋的是个银行职员，去年年底要结婚，不得已从这里搬了出去。本来这里居住条件很好：两层墙壁，隔冷又隔热。从房顶到地脚的大壁炉，烟囱通到房顶上，炉门开在堂屋地里，里屋可以不见烟火。门窗都很坚固。房钱虽然稍微贵一些，却带一些家具。如果房客不愿意自己做饭，还可以在房东老太太家包伙。有这样一些好条件，那个要结婚的青年是不愿搬走的，在这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结婚不是蛮好嘛。可是不行，因为房东早有规定，这规定至今还残留在院门旁贴的那张出租房屋启事上。那上面写着：本院有带小仓库的正房一间半，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单身男人，有愿租者请到院内接洽。
房东老太太为什么提出这样奇怪的条件呢？谁也讲不清楚。她自己就是女人，为什么又这样讨厌女人呢？有人说这是她死去的白俄将军丈夫留下的遗言，她要信守到底；也有人说因为她从前租给过两个单身女人，一个总往这勾引男人，弄得这间屋子不清不白，近似娼寮了；又一个更严重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竟在门媚上拴根绳子吊死了。老太太清晨起来，几乎撞在死尸上，吓得她大病了一场。反正这规定总是事出有因吧，更何况白俄出租房子总喜欢弄些附加条件。她这里要单身男人；换一处就可能要单身女人。甚至还有的地方专招不带子女的年轻寡妇。乍一听起来觉得很奇怪，细一打听就明白了，原来这房东本人就是个小寡妇，她是要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伴儿。
panel（1）；总之，诸如此类的出租房屋启事在白俄住宅区的门旁和院墙上随时可见。
由于房东老太太的特殊规定，那位要成家的年轻房客只好从这里搬走了。这时塞上萧的吉林同乡学友王一民正在找房子，条件符合，经塞上萧一引见，就搬了进来。
王一民搬到这往已经有四个多月了。他和房东处得很好。房东很钦佩他，说他是个最守本分、最老实的知识分子。他承袭了东方最古老的传统道德，甚至连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那样严格的孔氏训词也都办到了。他不像作家塞上萧那样经常引些男男女女来高谈阔论，笑语喧哗，惹人发烦。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很少有人到他这来串门。房东老太太的规矩是每到夜里十点半就关院门，一根大铁栓外加一把大铁锁，关得牢牢实实。老太太一个人掌管钥匙，谁回来晚了都得敲门。越晚敲的时间越长。塞上萧经常晚回来，他曾做过计算，大概每增加十分钟就得多敲一分钟，若是晚回来两个小时就得敲十二分钟。这在晴朗的仲夏之夜，自然不算什么，怕就怕遇上恶劣的气候，那就要遭罪了。待把这位年过花甲，胖得像一座肉山的老“玛达姆”敲出来时，就听她一边走一边嘟哝着一串一串的俄国话。中国话她本是精通的，此时一句也不说。平常看见人，她总是笑一笑，这时两腮的肉完全耷拉下来，连眼眉也都跟着拽下来了。这种特殊待遇，塞上萧经常享受，王一民可一次也没有。当然不是他没有晚回来过，有时还晚得出奇呢，就像今晚这样。如果按照老太太那种“晚归增点开门法”，王一民就不用叫门了，等清晨开门时再进去吧。
今夜，王一民像往常晚回来一样，先悄悄地站在门口听听动静，左右观察一番，当他确信院里没人活动，街上没人行走的时候，便轻轻地往起一跳，双手扳住将近三米高的木板墙，身子一蜷，双脚一点，就上了墙头。再一翻身，用同样的姿势，一蜷一点，便轻轻地落在院里平地上。这一套非常精确的动作，他做得是那样敏捷、熟练、好看，甚至是衣不沾尘地就翻过了那一般人无法逾越的板墙。王一民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，不是走江湖的拳师，也不是戏班里的武行，可他这功夫是哪来的呢？这要先从他父亲谈起。
王一民的父亲是吉林省有名的老饱学，古书读得特别多，什么诗经楚辞，五经四书，唐宋八家，元曲明文，他都烂熟于胸中。可是越读书，他越呆板，呆板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，只能开个私学馆，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。因他从小到大净坐在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，所以身板越来越坏，到晚年就百病俱全了。王一民是他四十二岁那一年得的独生儿子。晚年得子，自然十分钟爱，孩子也聪慧异常，诗文词赋一教就会。可也是身体不好，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，热一点热伤风，冷一点重感冒，弄得父母担惊受怕，生怕严霜打了这独根草。可是到八岁那一年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，在北京陆军讲武堂当武术教习。一次路遇不平，将北洋水师提督小舅子的一只胳膊打断。北洋水师提督下令抓他，讲武堂又保护不了他，没处藏身，就跑到吉林投奔他姐姐来了。到这住了几天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。为了改变孩子病弱的体质，他就向姐夫姐姐积极建议：跟他学武术。老两口点了头，于是这个在少林寺受过真传的武术家，便认真教起孩子来。说起这孩子不但读书聪明，练武也机灵，一点就会。这个武术家越教越有兴致。他由于在北京树下了那么个劲敌，回不去了，便托人在法政专科学校找了个体育教师的位置。就这样，他一连教到王一民上了中学。六年时光，早起晚睡，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使王一民不但身强体壮得像头小牛犊，而且挥起拳脚来，十几个人近前不得。当时万没想到，这套练身的功夫，竞会在今日革命的道路上发挥出作用。
王一民翻身落在墙根下，背靠墙壁，又谨慎地向四周看了看，才向自己那栋房子走去。他住的这栋房子离院门不远，房前栽了几棵紫丁香。按中国人的风俗，住家的房前都不栽了香，因为了香性苦，房前栽了苦丁香，日子会越过越苦。俄国人没这个讲究，王一民更没这个说道。如今丁香枝头已经鼓起了小苞，到了含苞欲放的时候了。王一民侧着身子穿过丁香树隙，跟着脚来到了房门前，掏出钥匙，打开暗锁，轻轻推开房门，走进屋里。这三间房子是从中开门的，东屋住着塞上萧，西屋住着王一民。当中一间堂屋地，被隔开一半，做两家的小仓库。外边一半一边一个小炉台，连烧壁炉带做饭。现在屋里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王一民站在门旁听了听，从塞上萧屋里传出他所熟悉的轻微鼾声。他微微笑了笑，悄悄打开自己的房门，侧身走进去，关好门，拉严窗帘，这才打开写字台上的座灯。这间屋子布置得简朴、整洁，一张写字台，一架紫檀色的立柜，一个圆茶几，两把俄罗斯靠背椅，还有一张颇为款式的刷着纯白油漆的铁床，床的两头还镶着黄铜饰物。这一套家具都是随着房子出租的，用不用都是那些钱。除了这些东西外，属于王一民的私人财产只有一个柳条包，一只帆布手提箱和一个小书架。书架里摆的都是些线装书。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郑板桥画的竹子，这倒是幅名贵的真迹，是他那老学究父亲的遗物。
王一民为了纪念为他花尽心血的先人，就把这幅画带在身边，只要条件允许就挂起来。在里边靠床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口宝剑，鲨鱼皮的剑鞘已经变成暗绿色。这是他舅舅兼老师留给他的纪念物。舅舅在清帝逊位，民国成立的时候，又被请回北京去了。王一民把这口剑也带在身边，挂在墙上，一为纪念，二为防身。屋里这两件古董，和一架线装书搭配在一起，倒让人觉得这屋中的主人不是前朝的遗老遗少，就是陶醉在故纸堆里的书痴。王一民对这种无意中造成的效果还很满意，所以就在写字台上方写了十四个字：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他所以写这样任人皆知的熟句子，就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懂。那些在下边各处乱窜的走狗，有几个是有学问的？写深了看不懂反倒坏事。句子虽熟，字可不俗。他的字是学虞世南的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一本《孔子庙堂碑》，被他临摹得点点酷似。挥起笔来外柔内刚，风神潇洒，俊迈而有逸气。了解王一民的人都点头称道：真真是字如其人。
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。他拿出手枪，小心翼翼地拉开，见里面只有两颗子弹了。他真喜欢这支枪。这枪不但帮他打了敌人，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……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不久，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。在那里，他就有这么一支小枪。因为有武术的功底，手劲、眼力都好，所以他枪法练得又快又好，面对敌人，弹不虚发。一九三三年初，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。
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。今天，他面前又摆着这么支烤蓝的小枪，怎能不高兴呢。他找出一块干净布包好，塞在腰带上。然后站起身，跳上写字台，举起手轻轻托开两块天棚板，手一用劲，又翻上了棚顶。天棚是两层的，他探着身子，掀开一块木板，板下放着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。他从腰中拔出小枪，放在文件上，盖好木板，又翻回到屋里。他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棚顶上，是有他的安排的。如果出现情况，他跳上写字台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顶棚。房盖上他早已准备好一个部位，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动的，手一扒，头一顶就可以钻出去。紧挨着他住的西房山头，是一棵高大的杨树，他纵身一跳就可跳到树上，然后顺着树往下一滑就到了墙外。这样，敌人还没有攻破屋门，他已经跑到墙外的胡同里去了。
王一民从天棚上下来，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，一看手表，已经快到四点钟了。
他还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达前，赶回车站去。他忙洗了洗手，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，一碟酸黄瓜，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，坐在桌前，咬一口面包，就一块酸黄瓜，香甜地吃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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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满的春风大，一刮就是好几天。清晨，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。它们叫着，跳着，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。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，和往日一样，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。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！通往南岗、马家沟、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，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。
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，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，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，眼看着火车开跑了，票白废了，气得直跺脚；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。敌人一看不行，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。人多、道窄，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，前推后拥。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，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。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。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。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，他们流着热汗，喘着粗气，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。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，穿着长衫，戴着礼帽，刚想去擦汗，一阵大风吹来，帽子刮跑了。这顶礼帽，翻滚着，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。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，刚要去撵礼帽，忽听一声断喝：“巴嘎牙路！死了死了的给！”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，吓得他一闪身，跌坐在地上。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，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。
王一民绕到道里，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。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，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。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，不许擅越雷池一步。
越接近车站，日本大兵排得越密，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。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“纪念碑”方向张望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：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！”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：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！
在碑下，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，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。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。还有几个穿着“胸前四个兜，背后三叠口，中间横带走”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。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，穿的人还寥寥无几，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。
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，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。
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，扬着头，挥着手，指着、叫着。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。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，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。两条水龙，同时冲向一个目标，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。
站在碑下的那群穿西服、长袍的家伙忙往后退，有的还要往小汽车里钻。可当他们发现站在最前面的穿黄呢子军装的人，像插在地上的木头撅子似的一动不动，后面穿警察服和协和服的人也没有往后退的意思，便不约而同地又一个一个溜了回来。
强劲的水龙猛烈地冲刷着八个大字，鲜红的大字不但没有褪色，经水一冲，又被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一照，更加红光闪闪，耀眼生辉。
panel（1）；王一民看到这情景，真想为之高声喝彩。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时候，不远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声，声音虽不大，听得却很真切、熟悉。他心中一动，忙向笑声望去。原来竟是他的两个学生，八个大字的创造者——肖光义和罗世诚。这两个青年笑得那样天真，那样开心。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大获全胜以后的无法抑制的笑。这犹如你用一种奇妙的方法，真的从老虎嘴里把它那锋利的牙齿全拔下来了，然后又看着它吼叫着，蹦跳着，既痛不欲生又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你能不笑吗？是呀，是应该笑的。但是他们忘了时间和地点，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敌人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权利，伴着这欢笑而来的可能是残酷的镇压、血腥的屠杀。王一民想到这里急出了一身冷汗，他急于想制止这两个无畏而又天真的学生的忘我行动。但是隔着好几个人，他过不去，也不能过去。他心里一急，便用力咳嗽了一声。这一声对两个熟悉他的学生果然好使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这边望过来。当他们发现那往日所敬重的老师，昨晚搭救他们出险的勇士，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，他们高兴得张开嘴巴，想喊出声来。王一民就抓住这短短的一瞬间，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。这不是一般的瞪视，这里交织着恨、怨。爱的最复杂的感情。眼睛是会说话的，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就用一双眼睛办了许多大事。无怪有人捉住敌人时要蒙上眼睛，这不光是防止他看，也防止他说——用眼睛说话。刚才王一民那么一瞪，两个学生便立刻一缩脖子，把什么都憋回去了。王一民随即向周围瞥视了一下，跟着又细看了看。当他确信还没有引起“狗”的注意时，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实际这时“狗”也都被两条水龙激起的浪花吸引过去了。
当王一民又转过脸来看“纪念碑”时，已经换了另一番景象。只见一群穿黄衣服的警察，在碑下像叠罗汉一样搭起高低不齐的好几座人梯，最上边的拿着新地板擦子，拼力地在八个大字上蹭着。哪知不蹭则已，一蹭更加明亮，下边站着的那群人就更加不安地骚动起来。
这时王一民就听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说：“从天不亮就折腾，到现在还纹丝没动。”
“听说先不让动弹，又等大官，又量尺寸，又照相，又查脚印……”
王一民还想听他们说下去，忽然觉得人群骚动起来。车站主楼前边的人都往这边退。他忙往那边一望，只见一群警察，正手持洋刀，往这边驱赶人群。人们叫着，争辩着，但是都不顶用，有的人已经被刀背砍伤。又流血了，流血在那年月已是司空见惯的事。王一民被前边的人群簇拥着，推搡着，向后退去。这时他发现肖光义和罗世诚离他越来越近了，便向他俩轻轻摇了摇头，两人会意，再也不往他身边挤了。王一民一边往后退，一边往墙根上靠，当他靠稳了以后，就再也不动了。他估计车站前戒严的警戒线不会扩展到这里，而这里地势稍高，不仅可以看见“纪念碑”，还可以看见车站主楼前的情景。肖光义和罗世诚见王一民靠在墙根上不动了，便也学着老师的样子，靠上了墙根。三人的目光，汇聚在“纪念碑”上。
这时，那群站在“纪念碑”前的人已经走进了车站主楼。“纪念碑”上的叠罗汉不见了，又更换了一台场景。这回是由警察和日本宪兵几十人联合演出的。只见他们合力扯着一块水龙布的苫布，企图裹住“纪念碑”，遮上那几个字。可是布大，风急，水龙布被风吹得一会鼓起来，一会又瘪下去，一会向左，一会向右，几十个人挣扎着，喊叫着，但是怎样也拖不上去。这时，从主楼里跑出一个穿黄呢子衣服挎着大战刀的日本军官，一边跑一边向“纪念碑”前的那群“斗风人”比画着，嘶声喊叫着。王一民隐隐听见在他的喊声中有“哈牙哭，哈牙哭”的句子，是在催他们快干。王一民抬头一看车站主楼上的大钟，时针已指向五时三刻，原来日酋玉旨雄一坐的专列就要进站了。
在那个日本军官的指挥下，又有几十名日本大兵跑来，参加了“斗风”的队伍。
他们拿出武士道的精神，像拔河一样，喊着号子，把大苫布围上了“纪念碑”，遮住了红光闪闪的八个大字。但是正当他们拿绳子往碑上捆的时候，专列进站了。于是在军官的催逼、叫骂下，把大苫布草草地捆了捆，就都匆忙地撤离“纪念碑”，退向一旁去了。
火车站里传出阵阵日本《爱马进行曲》的吹奏乐声，一大群人从车站主楼里走出来。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，长了一副铁青脸，圆眼睛，趴鼻梁，留着黑胡子的人。他头上戴着镶红色帽顶的黑缎子帽头，上身穿着团花青缎子马褂，下边露出蓝缎子长袍的底襟，青缎裤，扎腿带，脚下是一双皮圆口的礼服呢布鞋。这身打扮，活像中国的阔商老板。这个人就是来到黑龙江省执掌生杀大权的日本法西斯头子玉旨雄一。他穿的这身长袍马褂，是伪满洲国规定的国服。这种国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可穿可不穿的，尤其是他这样的太上皇。但他一为显示自己是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的老中国通；一为表示自己是尊重大“满洲帝国”的。当然也有哗众取宠之心。
玉旨雄一走出车站主楼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就向停在“纪念碑”前的小汽车群走去。这时十几个摄影记者，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欧洲人，都端着照相机、电影摄影机，倒退着身子抢镜头。等他走到小汽车前边的时候，又有一群端着小本的新闻记者围过来，要求他发表谈话。
玉旨雄一摘下头上的红顶小帽，露出一颗剃得青虚虚闪着贼光的秃头，他举着帽子，向周围的记者扬了扬手，又向被刺刀威逼在远处的群众挥了挥，然后开始讲话。大风呼叫着，记者们抻着脖子往前挤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玉旨雄一不用翻译，他的中国普